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中央和各级纪检监察组织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对违纪者从严执纪，咬耳扯袖、红脸出汗逐渐成为常态。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工作中，除了贪污、受贿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大吃大喝、违规发放津补贴等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的“四风”类问题成为大多数。

如何把握“四风”问题的调查，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

    一、“多、快、低”成为“四风”问题的主要特点

    涉及法规广。在纪律审查中，除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外，对违规用车、办公用房超标、违反换届纪律、公款大吃大喝、领导干部违规在企业兼职取酬、违规发放津补贴等每个具体情形的界定上，又涉及到《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党政机关公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违规发放津贴行为处分规定》等多部法规，甚至是每种情形都与具体规定相对应。较之“贪污”、“受贿”等严重违纪行为，“一般性问题”涉及的法规条例更为繁杂。如在调查某单位违规建设办公用房问题中，该单位在项目审批中规避“办公用房”，均以“技术用房”取代。检查人员查阅了大技术用房管理规定、建设管理流程等诸多法规，最终认定该单位“技术用房”超面积、项目立项环节存在问题，该单位负责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降职。

    手段翻新快。随着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的不断深入，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工作不断加强，为了规避检查，“四风”问题日趋隐匿，如部分乡镇不再超标配备公车，而是出现“私车公养”、“长期租车”等问题；部分领导干部婚丧喜事不再一次性“大操大办”，而是分批次、“小规模办”；部分单位不敢在饭店大吃大喝，而是选择“私家厨房”公款吃喝，票据也变换名称，用办公易耗品取代；部分党员不再赠送商场购物卡，而是利用微信、支付宝等电商方式，赠送“电子红包卡券”等。

    认知程度低。近年来中央纪委致力于“抓早抓小”、“挺纪在前”，取得了卓多成效。但是，部分党员干部还存在惯性思维，他们错误地认为“贪污”、“受贿”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才是问题，而“四风”类问题只是小问题。只要不把钱装到自己腰包，组织公款旅游、超标配备办公用房、滥发福利津贴等都不是问题，甚至是在为单位同志谋福利、办好事，而纪检监察机关重点审查是小题大做、无事找茬。对抗检查、弄虚作假行为时有发生。

    二、违纪客体泛化、违纪行为多变、调查手段受限，造成调查发现难、取证难、谈话难

    违纪客体泛化，发现难。违纪客体即指党纪处分条规所保护的、被违纪行为所侵犯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贪污、受贿等违纪行为，所侵犯的是国家和集体利益，但同时也会造成他人利益受损。如某些领导干部收受贿赂，为行贿人提拔任用、工程管理提供便利，这在客观上损害了其他没能提拔人员或是没能承揽工程人员的利益，主动提供证据，检举的较多。相较而言，“四风”问题侵犯的客体泛化，没有针对性，不侵占个人利益，相反，甚至一个领域内的绝大多数个人都是受益者。如滥发津贴问题，侵占的是虚化的国家利益，而单位职工都是获益者，不但没人检举，隐瞒、袒护的状况也时有发生。

    违纪行为多变，取证难。“四风”涉及范围广、违纪行为方式多，且手段翻新快、隐蔽性强，造成取证难。如电子“红包”送礼问题。电子“红包”的传送都是通过互联网来实现，调查取证也只能通过技术手段从数以亿计的海量数据中筛查可疑线索，找出异常支付、异常交易的蛛丝马迹，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现有情况而言，一时间很难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监控这个庞大的交易体系。同时违纪证据受时间和空间环境的影响大，固定证据难。如“公车私用”、“大操大办”等问题，如现场没有固定证据，在举报时间滞后的情况下，后期取证较难。

    办案手段受限，谈话难。一般而言，“四风”问题的调查手段只能采用函询、约谈，或“走读式”谈话的方式，不能采用强制性措施。一些违纪人员以记不清为由拖延谈话时间，同时由于被调查人“走读”，串供、毁证、泄露秘密的风险大。一些商人为追求个人利益为违纪人员打掩护，或是一些群众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配合调查。如在调查某村主任在换届中贿选问题时，多数村民对此回避，以不知道为由拒绝配合，造成取证难。

    三、“重点、精细、谋略”是“四风”问题调查的突破点

    1、重点查账。大吃大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四风”问题，无论手段如何变换、隐匿，万变不离其宗的却是要通过报销账目来“挥霍公款”。因此，调查此类问题，可以从查阅账目入手。与审计查账侧重点不同，“四风”问题的查账，不是全面了解账务收支，而是针对调查内容，进行重点审查，并从中挖掘，查找、经营线索。一是重点审查报销凭证中日期、科目。如在调查某局借开会之机变相公款旅游问题时，调查人员从报销凭证中查找到了往返机票的时间，由此推算出该人员行程中除会议还有三天空余，同时在凭证里还发现大量包车、餐饮费用，这些都成为了查证该问题的重要证据。二是重点审查报销票据的合法性。如调查反映某单位大吃大喝问题时，经调查人员仔细甄别，在会计凭证中发现两张发票同号，同时还有500元的定额发票，经深入调查，查证了该单位为隐匿不合理支出，采用购买假发票变相大吃大喝的违纪事实。三是重点审查资金来源和领取清单等细节。如在调查反映某单位滥发津贴问题时，在账务中查找到汛期值班费发放单据，调查人员随即调取了该单位的汛期值班表，两相对应，发现值班费发放范围远远超出实际值班人员，该单位以加班费为名滥发津贴行为被查证。

    2、精细取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四风”问题手段不断翻新，要求调查取证也要不拘泥于原有定式，精细取证。

    一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尽快固定证据。一些违纪行为一旦消亡，很难取证。如查证公车私用问题时，应尽量在第一时间调取相应监控录像或行车记录仪；调查办公用房超标问题时，应尽快到办公室现场拍照取证；调查发表违反政治纪律的言论时，要及时从其电脑、手机等设备中取证。

    二是调动一切资源查找相关书证。如调查反映出国出境借机旅游时，可调取其签证，查询出入境印章是否与出访路线一致；在调查反映违规建设办公用房问题时，及时从多方调取建设审批手续，并与被调查人提供的证据进行比对。如在调查某地违规建设时，被调查单位提供的审批材料完全符合规定，随后，调查人员又从建设审批部门调取了相关材料，经细心比对，该项目为规避检查，使用了文号一样，但审批面积完全不同的两套材料，违纪问题得以查证。

    三是走访知晓案情且与被调查人无利益关系的外围证人。如调查大操大办问题时，应前往宴席酒店，走访相关服务员，了解婚丧喜庆时举办的规模、桌数等，随后走访有可能参加的相关人员，重点了解情况。调查贿选等违反组织纪律问题时，应走访相关党员、群众，注意方式方法，了解具体实情。

    3、谋略谈话。与其他案件相同，谈话也是调查“四风”问题的主要手段与主战场。

    首先应营造氛围，合理设计谈话。尽量从上午开始，选择较长的工作时间，力争一次谈完；选择正规的一楼谈话室，而不是办公室、会议室，这样即能确保办案安全，又应能给被调查人以压迫感。同时，在谈话设计上，可让被调查人与关键证人同时进行，既让彼此知道都在接受调查，又不知道各自谈的什么。如在对公车私用问题的调查，可将被谈话人与司机同时进行谈话。

    第二，深入了解案情与谈话对象。既要了解谈话人的基本情况，同时针对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公车私用等具体案情，了解掌握被调查人工作履历、职责分工、家庭成员等更为详尽的信息。第三，顺势而为，灵活运用谈话方式。在被调查人心存侥幸时，要伺机寻找漏洞，趁其狂妄自信、缺乏防备时，重拳打出有分量的证据，使其情绪突然紧张，慌了阵脚；在被调查人犹豫不决时，要进一步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和恶劣态度的不良后果等；在被谈话人心理抗拒时，要讲政策、多聊天，打消顾虑与对立情绪。

    第三，把握火候，适当释放信息。根据谈话进程，一点点释放证据等信息，引导谈话人主动交代，切忌过快亮出证据。尤其是“走读式”谈话，存在串供、翻供的可能，不可贪多求快，只能逐步深入，个个击破。最后，借势出击，相互配合。谈话人员与外围调查人员还根据具体情形，采取策略，相互配合。如在调查某警察用公车参加女儿家长会问题时，针对被调查人员反侦察能力较强、事前已有所察觉的情况，调查人员运用谈话技巧，成功突破案件。在调查初始，重点了解调查其女儿所在学校、班级，及其公车使用情况。随后，在谈话陷入胶着状态时，抛出其公车停放在女儿学校门口的照片。接着，针对调查对象说自己是在执行公务、秘密调查的狡辩，谈话组即可请外围人员赶往学校找班主任了解情况，并带回证据材料，调查对象心理防线完全崩溃，最终承认了自己公车私用的错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