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简介

案例一，王某，中共党员，某局副局长。2016年7月，王某在局长黄某被纪委立案审查后，为逃避组织对其收受回扣问题的审查，与共同违纪的该局副局长刘某、林某等人两次商量对策、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并指使相关经手人员毁灭有关证据。

案例二，张某，中共党员，某国有企业总经理。张某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业务往来的企业老板谋取利益，收受该老板所送的一幅价值28万元的名画家画作。2016年6月，在巡察组进驻该国有企业后，为避免巡察组发现其违纪问题，张某通过其弟把画作退还，并两次召集其弟及该企业老板商量对策、串供。

案例三，李某，中共党员，某局局长。2013年至2016年，李某为了逃避组织审查，将违纪所得合法化，与个体老板签订一系列虚假借款协议，编造双方发生借贷关系，以归还本金和利息的方式，将违纪所得的钱财以现金形式交给该个体老板，再由该个体老板通过银行转账、以每月支付的方式多次转到李某妻子名下账户。

案例四，梁某，中共党员，某局副局长。2016年5月，梁某在组织立案审查其非法占有公款行为初期，避重就轻，提出多个理由辩解，拒不承认错误，还让同事帮忙在作证时说好话，经思想教育后能够配合组织审查、如实交代问题。

二、处理建议

王某、张某、李某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为掩盖其严重违纪问题，与同案人员订立攻守同盟、串供、指使他人毁灭证据、编造虚假借款协议等行为，依据2016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七条之规定，构成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已违反政治纪律，应追究纪律责任。

三、评析意见

第一，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定性。对抗组织审查是近一两年来比较新鲜的一个说法，但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在查处腐败官员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党的纪律规定中也一直有相关规定。2003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总则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作为“可以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的情形，并没有在分则中规定为独立的违纪行为。“可以”即是相对的、选择性的规定，不是对量纪必然产生影响的情节。

2016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根据对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的要求，在分则中第五十七条单独规定“对抗组织审查”行为，还列举了具体情形和兜底性条款，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如果被审查人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全部发生在2016年1月1日之前，根据2003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四条，属于“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只是作为其他违纪行为量纪时可以从重或加重处分的情节。

如果被审查人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发生或延续至2016年1月1日之后，则适用2016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七条，单独作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予以定性和量纪，再与其他违纪行为合并处理。

第二，干扰巡视（巡察）工作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情形。在巡视（巡察）组巡视（巡察）期间，通过打探巡视（巡察）消息、提供虚假材料等方式干扰巡视（巡察）工作的，该行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防止组织发现其违纪问题，逃避组织查处，本质上属于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应根据条例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

第三，区别于党员正常行使申辩权利。《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党员实事求是的申辩、作证和辩护，应当受到保护。”被审查人在接受组织审查的谈话初期，担心因承认错误而面临更严厉的处罚，存在思想顾虑、侥幸畏惧心理，避重就轻、拒不交代，经思想教育后能够配合组织审查、如实交代问题的，或者对违纪事实、行为性质等提出合理辩解的，均不宜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行为。